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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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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染过恶性疟疾之后，纪元表现出对南方严重的水土不服，每每小病不断。再加上文英在北边“扯后腿”，于是在1950年年初，纪元就离开了他热爱的部队，复员回到了北京。

北归的行囊非常简单，他把“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取下来，和当年“华大”的校徽放在一起作为永生的纪念。然后就是那把“救命”雨伞和部队送给他的一把德国小提琴，再别无他物了。

然而，就在纪元离开部队之前，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也是让他抱憾终生的事情。

他秘密地将当年梦璋为他藏在皮坎肩里的那条金子化掉，除了打出了一对结婚戒指之外，用余下的黄金不知从哪里换了一把手枪——同样是一把“勃朗宁”牌的精致手枪！

是他还在惦记着“复仇”二字吗？也许是吧，但炫耀的成分恐怕更多一些。

或许他想着：自己要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海淀的“合业草绳工厂”，找到那个该被枪毙的小资本家算算账，到时候我会把手枪掏出来，在你小子的面前尽情的比划，看着他跪在地上求饶，看着他被吓得屁滚尿流……

据说纪元回京后还真去过那家草绳工厂，然而却物是人非，他的那个仇人已经永远的不知了去向。纪元抚摩着那些他曾为之流过汗的机器，感慨万端。

于是他脱掉外衣，又“操练”了一回，自己打出来一骨节草绳，并和几位过去认识的工友照了张相，与日后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照的“全家福”做对比，照例题诗二句：“昔日工厂当牛马，今朝当家做主人”。值得庆幸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

记得“文革”时期，纪元在“挨整”的时候，他曾捧着这段草绳和照片向造反派哭辩：“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受过资本家剥削的，有草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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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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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纪元，思想实在是太简单幼稚，感情实在是太冲动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大忌“私藏枪支”。

当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已为时晚矣。“肃反”时期传闻卖他枪的那个人“东窗事发”，不用多想，这事儿很快就会顺藤摸瓜地查到纪元头上。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没有享受多少蜜月的幸福，让这把手枪给闹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怎么办？上缴吧？不成！这等于是自投罗网。不上缴吧？身边总藏着颗“定时炸弹”，也不成！

思前想后，权衡再三，纪元一跺脚，做出了这个他一生之中最为错误的决定：将这只精巧的手枪连同自己近来的心病一齐销毁，把它扔进河里或者湖里，让它永远沉匿水底，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和煦的春风吹皱了北海公园太液池的一湖静水，远近是一只只的游船，少先队员们正在过队日，唱着优美的歌曲从他们的身边划过。纪元不自然地冲着他们微笑，在他看来，那些稚嫩的面庞和天真的目光，似乎都能识破自己，不由得产生了少许的“罪恶感”，心里翻江倒海，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四周围清静了，纪元掏出那把用红布包着的手枪，最后又看了一眼，说声“永别了！”就把它轻轻放入水中，手枪很快就沉了下去。

看着水面上泛起的涟漪，纪元一个劲儿地发呆，他并未感觉到轻松多少。这事儿能就此了结了吗？扔掉这把手枪我就清白了吗？他觉得自己仿佛丢掉了什么。

是丢掉了父亲当年留给自己的蒜条金？不是！金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毫无价值。是丢掉了随四野南下作战的“骄傲”？也不是！南下生涯中毕竟还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是把什么给丢了呢？纪元始终没有明白，他是把勇气和自信丢了，其实他骨子里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即便遗传了三奶奶的暴躁和固执，却都掩盖不了他的这个致命弱点。

但是，在杂乱无章的思绪之中，只有一点纪元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件事情远远没有了结，沉入湖底的“勃朗宁”手枪，日后却变成了一把“达莫克利斯之剑”，而且是用发丝系着，就高悬在自己的头顶之上，这一悬就是三十多年。

可无论如何，纪元对党可以说是无限忠诚的。

他一次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一次次地向党组织倾诉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次次地寻求党员同志们的帮助，同时也一次次地在灵魂深处发出忏悔。

在这个漫长而又熬人的过程中，纪元几乎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一度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很快就清醒了，坚信党组织一定能原谅他，一定能够吸纳他，同时也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纪元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的信念，即便眼前尚有一些“未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党的爱戴之情，就像甘雨滋润焦渴的禾苗，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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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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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5月，纪元终于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据说当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细致的纪元，将这个“结论”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才给了我今天能够讲述这段“传奇”的机会。

关于枪的问题结论

（1958年5月17日）

xx谈：关于枪的问题，局里现已了解清楚，现做出结论，请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结论内容：

1.白纪元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现年31岁，1949年参加工作。

2.1955年肃反时，白交代曾在南下时购买手枪一支，回京后怕找麻烦未向政府交代，曾在1951年同其爱人刘文英将枪扔在北海。

3.根据我们的调查，据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材料讲，白纪元买枪是从一司机常某人处买的，属实。并与爱人刘文英一起扔掉，亦属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调查结果是：白所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新情况由白负责。

1958年5月7日

同意上述处理

白纪元

1958年5月17日

得到此“结论”的一个多月后，我——这个纪元最小的儿子便出生了。

纪元来不及高兴，或者说根本就不高兴，他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含饴弄子的心情了。强烈的进取心，驱使着他拖着病弱之躯，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当时“大跃进”年代那火热的工作当中，继续向组织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

纪元认为有了上述“结论”，自己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他又想错了，事情仍旧没有这么简单，那把“达莫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被人摘下来，一到关键的时刻，它就又忽忽悠悠地悬在了他的头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六十年代中期纪元的几则“日记”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65年11月3日（与x处长谈话）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

x处长谈，不少同志都有（入党）要求，前些时候支委都研究过，你也准备研究。但我的问题主要还是枪的问题，和老x一样，需要找证明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脱党？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要找证明人，证明从谁手里买的？证明扔在何处？

我谈，这个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怎么又不清楚了？我一定协助组织弄清，关于从何人手里买的，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可找李xx了解。x处长谈，研究研究吧，需要补充再来找你。

通过谈话，我深深明白若干年来，还是枪的问题，看来过去没有认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过我的问题。我一定努力争取和领导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65年11月4日大事记（与x处长谈话的第二天）

昨日和x处长谈后，回家思索，觉得领导还不太了解我过去的“结论”情况，我找到了58年5月的日记，把结论记录都叫x处长看了，x处长说，这样就好办了。我表示一定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奇怪！怎么领导上过去不看我的材料呢？）

1966年2月19日大事记

x处长找我谈：我的枪的问题经研究后和我所谈的一样，历史已搞清楚并说不久支委将讨论我的申请。我准备把近一年来的日记都交给组织看看，把我的心交给党，以便更加了解我的一切！

…………

纪元在这几则日记当中，凡是提到“枪”字，都是用一个“x”符号代替，可见对此事的讳莫如深。

这些日记今天读起来，怎么能不让我感伤复感慨？

我为自己父亲多舛的命运而感伤，更为他对党的忠诚而感动。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或许像纪元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和各自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悲怆乐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我质问自己究竟在干着什么勾当，是在写作吗？不是！我是在“解剖”自己的父亲，并不无残忍地将父亲天生就脆弱的神经一根一根地“剥离”出来，哪怕那上边是血迹斑斑，任凭它疼痛得在我这字里行间战栗……

唉——如果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把父亲原本完整的人生“撕碎了给人看”，那我可就太不是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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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与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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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璋当年做“义导员事务所”的时候，跟古玩界多有交往，早年跟着登莱普的屁股后面转，多少也“练”出了一些眼力。那个时期，在古玩界里虽然“蒙事行”的勾当屡见不鲜，但“行里人”大多还是比较讲诚信，况且梦璋是导游里的“头牌”人物，古玩行里求他的人扯了去啦。因此，他那经年累月的收藏中，确有不少的珍品和“俏货”。

四十年代，梦璋为两个宝贝女儿办出嫁的时候，宁可卖掉大、小中府胡同的两处老宅，也不忍心碰他这些跟心肝一样的古董文玩。他一遍遍地教导儿子纪元：“房子卖了不算什么，卖了可以再买。古玩则不然，它们是卖一件少一件。但凡到了变卖古玩的地步，那可就真正是败家败到曲终人散的光景了……”谁都知道，古玩行里有一批人是专门“吃败家”的，黑着呢！

据说这时候，纪元正用鸡毛掸子帮着父亲梦璋轻轻地掸拂这些文玩上的尘土，并且两只眼睛里炯炯放光。

他几乎是用发狠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说：“爸呗，您就放心吧，我一准儿是当命一样地守着它们！咱家不能败在我的手里，等我有了儿子，儿子再有儿子，我要让您的这些个玩意儿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白家就永远都不会败啦！”

老天爷才知道，这些个深藏在我们家那“鬼屋”般的西厢房里的古董文玩，真的能像它的继承人白纪元所发誓赌咒的那样“代代相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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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屋”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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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是六几年的几月，从上边传来了“最新指示”，号召人们要“破四旧，立四新”。具体是哪“四旧”哪“四新”现在说不清楚了，反正当时人们都说天坛里的祈年殿是“最大的四旧”，于是就把有天坛图案的印刷品全给撕了或烧了。

再后来则是值钱的东西都得砸，尤其古董文玩。于是，在我们那条胡同里，到处可以听到劈里啪啦瓷器的破碎声。人们不惜销毁手里传世的文玩精品，去求得个“岁岁（碎碎）平安”。

胡同里有个长得愣头壳脑、外号叫“土鳖”的小孩，见了我就追着问：“嘿！独门独院儿里的，你们家有四旧吧？”

我说：“操你个大爷的！我有大舅、二舅，就是他妈没四舅。”说着话就打起来了，我哥也从院儿里冲出来，俩人合伙把土鳖给臭揍一顿。

那棒槌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孙子哎！俩打一个，老子跟你们丫没完。你们家里有四旧我知道，回头我告诉红卫兵去！快来看呀——白林、白明家里有四旧……”

我们家里果真有“四旧”吗？太有啦！

俗话说：“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破了还有钉。”白家是老宅门的底子，即便现在只剩下“残帮锈钉”了，但在这独门小院儿里，仍旧到处闻得着“封建气息”。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那挂着爷爷奶奶照片的、昏暗潮湿的西厢房“鬼屋”，原来正是白家的“老铺底子”，难怪它整日门窗紧闭，在这如火如荼的年代里，见不得“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呢！

记得小时候我姥姥一到天黑就跟我讲，你爷爷奶奶虽然早死了，可他们的“魂儿”还留在西厢房里，替你们白家看家守院！所以，西厢房的窗户永远都不能打开，一见着阳光你爷爷奶奶可就走了，那多不孝顺呀？记住喽，别进西厢房也别和人说西厢房里的秘密……

姥姥的！这时候我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了，哪还敢钻西厢房或者跟胡同里的伙伴说我们家有一间“鬼屋”？就算是为了保守白家的秘密，大人们也不该串通一气，拿死去的祖宗吓唬我这个毛孩子！

一直到了“破四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