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 4 月 1 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发言的记录稿来，称

赞此文言之有据，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贴之处。毛泽 东说全文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

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 力去做。陈毅琢磨着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

毛泽东显然早已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说：“不，不要去搞学院工作， 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6 月 27 日，陈毅离京南下，心情很是激动。整整 24 年了。 1930 年， 古田会议后不久，陈毅便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此后一直在“下

面”，在省区、在大区工作。如今要到中央，要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了。陈 毅眼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前景。

第二节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早在 1952 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就决定逐步缩小各大行 政区，并集中一部分负责干部到中央工作。当时陈毅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表示

完全拥护中央这一决定，并提出：“我想仍留南京做部队工作并就近协助华 东和上海。在将来必要时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亦愿意。”

现在这样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内定。 1954 年 9 月 3 日， 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 月

27 日，人代大会隆重选出了国家主席，产生了国务院总理。陈毅被任命为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任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委员。

9 月 29 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研究总理和几位副总 理的分工，会上作出决议，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东局于 10 月 19

日致电中央，建议仍由陈毅兼任上海市长。中央 10 月 28 日复电同意。）

陈毅后来在 1958 年 4 月 17 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调到中央就 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但是，外交战线和外事口任务繁重，情况复杂，不

是一下子能担起来的。于是陈毅一面“见习”外交工作：出访外国、出席国 际会议、接待外宾、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一面就担当起常务副总理的责 任。在 10

月 31 日的国务院常委会上，还确定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也 参加国防。常务副总理以“常务”为专业，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

常公务，已经够忙了，还要分工兼管几个专务，真是百事丛集。后来又兼管 国务院“八办”的工作，还得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家打交道，抓公私合营的复 杂工作。

好在陈毅斗志旺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所以即使是对他不大熟悉的 工作，也能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1954 年 10 月 28 日他访问东德回来，一方面亲自参加撰写整理《关于德 国问题的材料》、《出国见闻》等出国考察报告；一方面就投入国务院的工

作。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于 11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联袂去广州休假，陈毅是国务院分

管政法的，内务部长当然在会前要把准备好的会议文件送给他审阅，这就使 他遇上麻烦了。

内务部负责人汇报：这次会议以讨论政权建设为中心。主要是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了宪法后，如何贯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待在会上统一认识。因为虽然有了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有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有了这样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许

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常常不注意发挥其民主议政和执政的作用，甚至会议也 不按时召开；重要工作，常由党委（或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或一揽子会去

布置、讨论和贯彻。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就起不了多大的 作用。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建立以后，和乡政权的关系弄不清楚，对

乡政权运用不够好。有的人误认为“互助合作发展了，乡政权就失去作用”； 甚至发生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侵占乡政府的房子，取下乡政府的牌子，把乡政

府房子改为托儿所等情况。民政部门的任务，过去常偏重于优抚、救灾和社 会救济的工作，对于事关人民民主的政权建设倒不够重视。

所以，这次会议，内务部提出的《1954 年民政工作总结和 1955 年工作

任务》的主要文件和闭幕词稿子中，都强调了“民主建政”，以抓政权建设 为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1

内务部负责人说明，中共中央的政法领导小组也是这样指示的。 陈毅一贯重视民主，1929 年他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写

到“群众割据”，就写下了“群众??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而反对 群众“成了红军的老百姓”。对于政府工作、群众工作中采用军队的一套工

作方式，他也是有感受的。内务部提出来的问题又确是存在的，因而，陈毅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同意了会议的方针和文件。遗憾的是中央主要负责人都

不在京，无法请示报告。会议开到两周的时候，内务部作了会议情况报告。 陈毅对会议情况表示认可。但过后一想，对于“民主建政”的提法和会

上争论的一些问题发生了怀疑。因为中央从来说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没有提

出过“民主建政”。而且按内务部文件的倾向，民主建政就该民政部门来管， 民政部门主要的工作就是搞政权建设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政权建设这样

的大事，妥当吗？

陈毅觉察到有问题，立刻向董必武、彭真等“老政法”请教，得到的回 答是在全国第一、第二次民政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有争论。据说有的干部还主

张内务部有权召集省主席、县长会议，要管县长的委派等等。陈毅越加感到 问题不简单。

问题提出来了。要解决却颇费思量。内务部长期管民政工作，再加有党 的政法领导小组的指导，自己刚刚走马上任，就能比别人高明？会期过半，

临时改变会议指导方针和议程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又怎么解决？特别是怎样 才是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解决。陈毅出席会议，和与会代表们交换

意见，心里渐渐地有点数了。

这时正好毛泽东、周恩来休假结束，回到北京。陈毅在 12 月 17 日向周 恩来汇报了这次民政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周恩来

指示：“民主建政”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内务部应主要管优抚救济工作。要 把问题摆开，彻底搞清楚。

陈毅又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得更透彻了。毛泽东说：宪法公布以后， 内务部还想要管建政；救灾、优抚那么重要的工作不去管，很不好，这个问

题要讲清楚。“民主建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政府是权力机关（按：指人 民代表大会）的儿子，它凭什么去建政呢？中央有些部门搞了好几年，究竟

该管些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现在你搞这个工作，我要告诉 你这一点。

毛泽东的批评很尖锐。陈毅在 1955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第 6 次会议上回忆 这段对话时说：“这个指示首先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到国务院来是副总理，

我也要考虑到底干什么。我听了这个指示也搞得很紧张，对我有很大启示。” 无情的现实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已告结束，各地代表要打道回府了。

一个大胆的、没有先例的决定作出了：代表们暂不离京，会议重开。 陈毅立即召集部长、副部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干部们做工作，开座谈

会。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复作了说明。接着又分别召集各地代表连 续开小型座谈会。一连几天，内务部和各地代表们围绕民政部门的任务反复

讨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澄清了混乱思想，重新商定了 1955 年的工作

1 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的发言》，1954 年 12 月 26 日。

方针。

1954 年 12 月 26 日，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发言，对这一场 争论作了总结。

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权建设是谁的事。陈毅在发言中说：“大家要知道政 权建设工作从根本上说，这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的

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事；这样的事决非民政系统所能包办得了的，而且根本

就不应该由它来领导办理。”民政部门在政权建设方面是要做工作的，那只 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而应把优抚、救灾、

社会救济等事关亿万人民利益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陈毅还从理论上对“民主建政”的口号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权理论 只提民主，不提专政，是为了用“民主”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我

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少数反动分子的专政，是正义的，是人民民主专 政。“因此我们主张取消‘民主建政’的错误口号，回到‘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的正确口号。”

陈毅十分注意辩证法，两点论。他在透彻批判的同时，也充分肯定 1954 年民政系统很大的成绩；也指出有些地方对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

员会，运用政权去领导各项建设，认识不足，做得不好，甚至不按照法律规 定办事，轻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是应该批评和加以提

醒的。民政部门在这些方面提出建议，促请党委和政府注意，是应该的。

显然，这样的解决，符合中共中央当时的大政方针，符合毛泽东主席的 想法，也符合公布不久的宪法的规定。

陈毅在紧张地主持着民政会议转轨的同时，他还得分出许多时间来参加 在北京召开的两个全国性会议的掌握和筹备。这两个会都是要“吵架”的会 议。一个是

1954 年 12 月 5 日到 1955 年 1 月 8 日的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 划会议，另一个是 1954 年 12 月 30 日到 1955

年 1 月 5 日的私营工商业问题 座谈会。这两次会都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特有的朋友——民族资本家们。

本来，国务院分工不该陈毅来管，可是中央指定他召集。

这显然是因为他从1949年5月以来一直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最密集的城 市，一直在与资产阶级交朋友、作斗争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显

然也是中央对他在上海创造性地执行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 成就的充分肯定。的确，比起处理“民主建政”来，陈毅在私营工商业问题

上有把握得多了。

不过，这毕竟不是上海一个局部，而是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全国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大问题。

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当然是为了讨论怎样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的，就是说 1955 年要把多少私营工厂变成公私合营工厂，1956、1957 年又

怎么样，怎么组织领导？可是会议开始后，各地代表，特别是上海、天津、 沈阳等地的代表反映一大堆问题。最集中突出的反映是现存的私营工厂生产

发生严重困难，一些主管工业和原材料的部门有只管国营，不管私营，只管 企业合营，不管生产安排的倾向，定货任务不给私营厂，象第一机械工业部

60 万部水泵的生产任务全分配给了国营厂，私营厂一部也捞不到。私营厂接 不到定货，搞不到原材料，就要停产，发不出工资，有些工人就向党委请愿。

还有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工作中的急躁、简单态度。

本来改造应是逐步进行的，有的干部却抛开“逐步”，而想“一步”完成改 造；有的企业一搞公私合营，马上搞一长制，把私方搁在一边；有的只愿意

接收资本家的企业，不愿意安排教育资本家的人。资本家说怪话：“干部昼 夜忙，资本家晒太阳。”“公方是直达快车，私方是虚设一站。”“房子越

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

还有就是搞公私合营工作的、到合营厂当公方代表的干部中，有不少入 学习不够，质量不高，并且不安心工作，说是“到 156 项建设单位工作的是

优秀干部，搞公私合营工作的是‘生锈’干部。”许多地方并且没有专管公 私合营工厂和干部的部门。

这种种情况，特别是生产没有统一安排、公私未能兼顾的情况，如不迅 速切实地解决，公私合营的工作难以扩展，计划当然难以制定。

陈毅当然很理解这些情况，而且敢于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这情况，他是 不怕按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去关心和照顾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

陈毅很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陈云听后便约“八办”的干部 去谈；因为这些问题牵涉面太大，陈云又约陈毅及“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