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於今先说民生主义所以发生的缘故。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上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於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这个道理，很觉费解，却可以拿浅近的事情来做譬喻。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注重生产。近代却是两样。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便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於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於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木力相抗的缘故。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时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了。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而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於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步日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很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可以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举一例来说，今日中国贫民，还有砍柴割草去谋生活的，欧美却是早已绝迹。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就算得些蝇头微利，也决不能生存。故此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於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杲，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杲。欧美各国，善杲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不是欧美所能及的。欧美为甚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譬如英国一百年前，人数已有一千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馀；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栗。故英国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徵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计算，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巳成口头空话了。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增加，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逼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寻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这是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於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卖，自当永绝，还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於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於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湾、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涨，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後，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来的弊政，永远断绝，慢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说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落人后，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其次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遣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更是要讲求的，不用说了。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木，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那五权除刚才所说的三权之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的制度，所以无论是选举，是委任，皆有根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於口才，没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那历史实在可笑。就委任上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与废，遇着换了大总统，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看来，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缘故。考选本是中国所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美国也渐取法，大小下级官吏，必要考试合格，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行政部之下，虽稍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诠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於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但是考核如果属於行政部，那权限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
一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中国从古以来，本有御史台主持风宪，然亦不过君主的奴仆，没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2罗斯福等，才能遵行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於那详细的条理，要望大家同意，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中国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孙中山选集，上卷，页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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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恭亲王，即奕劻。
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更新时间2005-6-23 23:19:00 字数：4567
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汪 东1
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其苦心有二大端：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惧列强之干预也。其第一义，仁人之言也，天下之善，孰有过於心此念而口此言者。虽然，譬之於医之治疾病，势有缓急，则疗之之汤药，亦因之而少异焉，而迥别焉。若夫诊急病而缓治之，此庸医之所以杀人也。中国之现象，毋乃类是。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创，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再仆，病非缓矣。命悬诸旦夕，而委之於命，自非至愚，谁其是此！则必思有以救之之道焉。其道维何？将舍革命无由。而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按立宪政体中，为别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今之后其立宪者，其目的果何如？为要求君主立宪乎，抑共和立宪乎？其界说甚不分明。此属於理论上之研究，而本论必专切时势而立言，此不多费。]问各国立宪政体，然孰非成之於革命者。彼夫英吉利之三岛，舆蕞尔弹丸之日本，世人艳之，谓为无血之革命。乃试一翻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於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犹皆斑斑可考也。特其恐怖时期，为稍短促已耳。德相俾士麦之言曰：“所持以争存於世者，果何物欤？惟黑铁而已，赤血而已。”今也此一语几巳成为世界之公言，苟非是，则将无以争权利、捍生命也。国之於敌为战争，而下之对上即为革命，要其於争权利、捍生命之通则一而已，岂有他哉！
主立宪论者曰：“今之改革，权操诸下，而上竭其残暴之手段以压抑之，下复出其相当之能力以反抗之，则杀人流血之暴祸於以成，革命是也。反而言之，改革之权操之於上，而下尽输其资产生命以为之陛楯，上复慨与以高爵厚禄以施之报酬，则杀人流血之暴祸於以销灭，立宪是已。中国而欲求更杀人流血之惨，则毋宁以其改革之权奉之於上；而所以持极端的革命论，谓必并满人而斥之者，为卜其必非真爱国者之论也。”呜呼！以若所言，何其陋也。种族之戚，在昔已然，而人类之学，至今日而益著，此不必为译者也。置二物而冶於一鑪，其能熔合无间者幾希矣。今乃必欲以种类不同，血系不属，文化殊绝之二族，而强混淆之，使之为一同等之事业，其声气之隔膜，已不待言。而况乎此种类不同，血系不属，文化殊绝之二族者，其階级悬殊，又复若云泥之迥判，柏猜相忌，已非一日於兹，於此而欲求一推诚布公之改革，岂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