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也。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令大总统健在日之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後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闻者犹有疑乎？请更穷极事理以质言之。夫君主共和之异，则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而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当视被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藉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为立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常同一也。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後，犹尊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其种子存乎制度上耶？则改其制度，毋使为野心家之资；其种子存乎人耶？则裁抑其人，导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于不义[汉光武宋太祖优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择可以付托大业之人[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成，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馀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则区区纸片上之皇室典范，抑何足恃？试历览古来帝王家之掌故，其陈尸在堂，操戈在阙者，又何可胜数。从可知国家安危治乱之所伏固别有在，而不在宪典形式之共和君主明矣。论者盛引墨西哥之五总统争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丧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铁证。推其论旨，得毋谓此诸国者，苟变其国体为君主，而丧乱遂可以免也？吾且诘彼：彼爹亚士之统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岁5月[月份记不确]始客死于外。使因总统继承问题而致乱，则乱宜起于今年耳。若谓国体果为君主，斯可以毋乱，且使爹亚士当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诺者以为之提示，有如筹安会者以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从之，以制定其皇室典范，则墨人宜若可以长治久安与天同寿矣；而岂知苟尔尔者，则彼之皇室典范未至发生效力时，彼自身先巳逊荒于外，其皇室典范犹废纸也。夫及身犹不能免于乱，而谓死后恃一纸皇室典范可以已乱，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徵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吾当十年前，尝评爹氏为并时无两之怪杰，然固巳谓彼死之后，洪水必来，墨民将无噍类矣。[此皆吾十年（前）3评爹氏之言，尝见于新民丛报及新大陆游记，非今日于被败后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汤觉顿亦尝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恶，其言尤为详尽，见国风报；汤文出版时，墨乱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中美南美诸国亦然，历代总统皆以武力为得位之阶梯，故武（力）4相寻无巳时。共和不适，固不失为致乱之一原因；若谓此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后不免于乱，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乱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乱时，其国体非君主耶？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波斯非君主国耶？土耳其非君主国耶？俄罗斯非君主国耶？试一翻其近数十年之历史，不乱者能有几稔？彼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亦如此，则何说也？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一如墨美，则又何说也？凡立论者，徵引客观之资料，不能尊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壬子（1912年）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馀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彷彿，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著一覆观之，凡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令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妾自诗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1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馀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我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吾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可取证；然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自馀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万国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奕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抇之也。譬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万不可孟浪以shi身于匪人。倘蹈危机，则家族亲知，临事犯颜以相匡救，宜也。当前此饶有选择馀地之时，漫置不省，相率怂恿，以遂苟合。及结褵已历年所，乃日聒于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终身也。爱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彩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会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戀於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2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舆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既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衝，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令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甘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藉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之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衝，其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遂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吾友徐佛苏3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谶者，而殊苦无术也。夫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公等当优能言之矣；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升诸闳殿，供诸华笼，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升取以重入殿笼，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馀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复次，共和后规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