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

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的爆发。

关于“*”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六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些意见，请你报告*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七

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那个决策是英明的），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x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八

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

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九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评价*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