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地点和背景下举行大规模的市民集会游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作为摄影记者，此时此刻，我除了置身于现场，根本不可能跑到一旁冷眼旁观。相反，我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哪里人多、哪里活动最激烈，就到哪里去。

由数万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汇聚到总统府前的道路广场。游行者不断地挥动国旗、高喊口号。游行者当中最活跃的要属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别看她们平日温文尔雅、腼腆得不敢见人，可如今真如同一群刚刚出笼的鸟，叫着、跳着、笑着，大有欲展翅飞翔的劲头，其活泼自由的本色展露无疑。她们当中有金发飘逸的时尚女郎，有白袍素服、黑纱紧裹的传统女性。面对我的镜头，她们似乎比男孩们更会表现自己，喊的声音最大，手举得最高，表情最丰富。

一位站在队伍前面的老者不时地高举双臂呼喊口号。镜头中他振臂高呼口号的形象，颇像电影里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战士黄继光。一位骑在同伴身上的青年高举“我们不要恐怖主义”的横幅，和同伴一起有节奏地唱着歌曲。迎风飘扬的巴基斯坦国旗前，一位用棕灰色头巾将头部、脸部罩得严严的女青年，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小国旗。镜头中的她，俨然像一座动人的雕塑。

那天，伊斯兰堡阳光灿烂，气温足有30度。广场上旗帜招展、人声鼎沸。游行队伍靠近总统府时，被一排排警察组成的警戒线拦住。我四处寻找着制高点，来拍摄盛大的场面。正在着急流汗时，恰巧一辆大型洒水车停在了附近，我赶忙跑过去将相机斜挎在身上，不顾一切地爬上去。看到我爬了上去，立刻跟上来了几位记者。见我们几位记者站在高高的车顶居高临下地拍摄，大拨的外国记者蜂拥而上，本来空间很小又不容易站稳的圆车顶上居然站了10多个人。同行们紧紧站在一起，互相挤靠着按着快门。即使是这样拥挤，当一位日本记者想爬上来时，我还是伸手拉了他一把。帮助别人实际就是帮助自己。何况眼下，大家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往回走，猛然发现孙浩坐在路边的台阶上脸色苍白。“老刘，我快不行了！”看着他那副惨像，我心里一震，连忙问怎么回事儿。他说可能是由于连日来过于紧张忙碌，身体有些虚脱。我忙扶着他回到我们住的旅馆，我俩倒在床上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团结日”集会(2)

老许给我们打了多次电话没有听到回声，担心我们出事儿，赶紧从分社跑过来。一进门，看到我俩四仰八叉的昏睡模样，以为我们被人灌了迷魂汤。“我都准备报警啦！”老许后来开玩笑说。

阿富汗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前，我拍下抵达前线后的第一张照片。

美国驻伊斯兰堡使馆前，警惕的保安发现我藏在车里偷拍照片。看到我的镜头，卡车后斗里的阿富汗难民儿童感觉很好奇。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驻白沙瓦办事处门前戒备森严边防警察面前不远处的阿富汗东部山区：后来成为战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从阿富汗境内驶来的大货车进入巴境内时，接受边防检查。

【图片说明】

距离阿富汗不到2公里的曼查尼（mancheni）哨卡，警察和当地百姓喝茶。

当地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高喊反战反美口号。

天天趴在旅馆前台发稿，我同经理纳迪姆（左一）和管理员法努克混得很熟。巴基斯坦总统府前，士兵在临时搭起的掩体中站岗。

位于巴基斯坦南部城市拉合尔靠近印度的边境哨卡，一位巴基斯坦士兵（右）望着对面的印度士兵。巴印之间始终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外国机构办公的国际大厦前，保安用探测器仔细检查进出的车辆。

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团结日”集会上，一位女士不停地摇动着一面小国旗。

第六章：难民营里过中秋

10月1日，在伊斯兰堡拿到签证的当天中午，我迫不及待地和孙浩一起，第二次奔赴白沙瓦采访。

当我们行至旁遮普省与西北边境省交界处时，突然发现路边不远的山包下有几顶灰旧帐篷，像是新冒出来的。我们迅速调头。过去一问，果然那些帐蓬是刚刚从边境线附近迁来的阿富汗难民搭建的。我俩拿出照相机靠近他们。一位长胡子的穆斯林老人严肃地摆手拒绝，示意我们赶快离开。我俩当然不肯就此罢休。正寻机抓拍时，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了上来。

想到先前的遭遇，我警觉了许多。望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神，我灵机一动，心生一计。“hello，look（来看看）！”我一边拍摄，一边招呼孩子们欣赏我数码相机中他们的“光辉形象”。这一招果然令他们兴奋，一个个围着我，伸着脖子、瞪大眼睛看个没完。可我也被自己设下的圈套牢牢套住。一二十个孩子不停地拉出中国功夫的架势让我拍照，然后一窝蜂地冲上来抢扯着相机要看照片。我俨然成了他们的“公共”摄影师，既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又要左右躲闪，以免他们的乱冲乱撞弄坏器材。猛然间，我右侧的太阳穴被一个孩子的胳膊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直撞得我眼冒金花，捂着太阳穴懵了好一会儿。有些气急败坏的我抡起拳头朝着他挥过去，吓得那孩子抱头跑去。

我不敢再和孩子们“套近乎”，绷起脸连哄带吓总算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躲到远处，换上长镜头改成远距离抓拍。

这时，正值夕阳西下时分，几位阿富汗妇女头顶水罐穿过树林，慢慢走向破旧的帐篷；老人和妇女坐在杂草丛生的地上生火煮饭，袅袅炊烟从帐篷间缕缕升起；荒凉的草地上，一个孤独的小男孩久久地注视着缓缓西下的夕阳。洒满落日余晖的山路上，一名失去双腿的父亲安详地坐在轮椅上，旁边满脸稚气的儿子推着车向我走来。突然，推车的孩子伸出双臂，做出一副准备飞翔的姿势，我立刻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个令人难忘的父与子、战争与和平的珍贵瞬间。后来，我拍摄的包括这张名为《父与子》在内的新闻图片被多家报纸和杂志采用。曾经有过在非洲战乱中冒险采访经历的同事王继雨和我开玩笑说：“你的照片已经超过美联社了！”

晚上，我们重新回到以前住过的小旅馆。管理员法努克（farook）用普什图族亲戚朋友见面行拥抱、吻腮礼的方式，抱着我们亲热了好半天。深夜10点多钟，我们在网吧发完稿，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旅馆。猛抬头，只见一轮明月挂在空中。“今天可是中秋，咱哥俩也该过过节吧？”孙浩像刚醒过盹来似的对我说。我俩一拍即合，立即分头准备。我从箱子里翻出一盒从香港带来的沙丁鱼罐头，孙浩从外面买来两瓶汽水，旅馆伙计给我们做了咖喱牛肉、洋葱沙拉和几张馕（类似中国北方的大烙饼），这点儿东西竟把我屋里的破旧茶几堆得满满的。我们正忙着准备，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旅馆的小伙计端来一个精致的奶油蛋糕。看到我俩满脸疑惑的样子，小伙计乐呵呵地说，是有心的法努克专门定做的，祝中国朋友“节日快乐”。

“来，干杯！”我俩举起汽水瓶碰了一下，相互笑了笑，似乎想说点儿什么，可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借助房子昏暗的灯光，我俩闷头吃起来。

“总该祝点儿什么吧？”孙浩忍不住问我。我想了想深沉地说：“就祝我俩平平安安吧！”

难民营历险(1)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难民营应该是个苦难深重但又平静安全的地方，似乎这里除了贫困就是悲惨。其实，这只是对难民营生活一个侧面的简单描述。在苦难的背后，难民营还是一个五脏俱全的特殊社会。这里有柴米油盐的生活、诡秘多变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爱、有恨，也有多种情感的宣泄。

来之前，也许是做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地记者的弦绷得太紧，总以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应是我聚焦的中心。然而，愿望美好现实无情。与枪林弹雨式的传统战争几乎完全不同的现代高科技战争，虽然模糊了战争前方、后方的界限，却无情地把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为采访战争而来的记者拒之中心战场之外。急得已经踩在战争门沿儿上的我，竖起耳朵，四处打探消息。其实早在9月21日，我们到达白沙瓦的第三天，我就不小心撞上了难民营，而且第一次采访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遭遇战”。

那天下午，我和孙浩开着车出城寻找新闻。在城西不远的地方，一座土黄色围城闯进我们的视线，成百上千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十分扎眼。我们猜这可能是座难民营。没什么说的，急停车。我抱起相机冲出去，准备寻找目标拍摄。谁料，正在四处玩耍劳作的孩子大人像是发现外星人一样，呼啦一下围过来二三十个，将我俩分割包围团团围住。孩子们唧唧喳喳地挥舞着手臂，上蹿下跳，喊叫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有的好像让我拍照，有的好像让我滚蛋。在推推搡搡的混乱之中，我一边抓紧时间拍摄，一边躲闪着护住相机，情况很是被动。广角镜头中，孩子们的脸和手变得粗大而奇怪，只有眼神中流露的还是那种只属于童年的天真。

“别拍了，赶紧走！”同样身处困境的孙浩一面大声招呼我，一面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猛然间，他发现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公路上有个值勤的交通警，便使劲地向他挥手求救。老巴交警随手捡起一根木棍跑过来，一边大声吆喝着驱散人群，一边命令我们：“go，go！”我们顾不上说声谢谢，飞也似地钻进车逃回城里。“让你走，你还不走，没有警察，我们就麻烦了！”有过在难民营采访经历的孙浩气喘吁吁地埋怨我。我定定神，嘟囔道：“这和我以前听说过的难民营一点儿都不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座阿富汗难民营名叫卡查·伽瑞（kachagarhi），已有近20年的历史。

阿富汗难民问题早已令国际社会备感头疼。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10年的战争曾让占人口1/4的近500万阿富汗人逃离家乡，沦为难民。苏军撤出后，阿富汗内乱连连，多灾多难的阿富汗人在战火硝烟和饥饿贫寒的痛苦中，无奈地踏上流亡之路。“9·11”后，人们认定美国会对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动无情打击，于是，巴基斯坦政府下令关闭了巴阿边境。但两国边界长达2500公里的边境线并非铜墙铁壁，横亘在巴阿边境的兴都库什山脉再高也无法挡住阿富汗人逃生的脚步。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驻白沙瓦机构统计，战争爆发后前两个月，每天都有上千名阿富汗难民想方设法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巴基斯坦。其中绝大部分的难民逃到了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等地。

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的临近，巴政府宣布关闭了大部分的难民营，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进入。这下子可急坏了包括我在内的外国记者。我和孙浩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进入难民营采访。

经多方打听，我们将目标最先瞄准了白沙瓦附近的纳扎尔·巴（nasarbagh）难民营。10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先前认识的阿富汗朋友哈菲斯（hafiz）的带领下，冒着犯法的危险，闯进纳扎尔·巴难民营。

经过岗哨警察的严格盘查后，我们的车逐渐驶入了一座土黄色的难民营部落。从远处望去，高高低低破旧的土坯房，像一个个鸽子笼，紧紧地排列在一起。据哈菲斯介绍，这座难民营已有20年的历史，大部分的难民都是为了躲避当年苏联侵阿战争逃到此地的。如今，有些难民已搬迁到其他地方，有些返回家乡，目前这里的难民人数约有十多万。后来听另外一个朋友、曾经在这里住过的纳扎尔介绍，最初，难民们主要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连食品、饮用水都没有，后来在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部分难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才逐步使生活稳定下来，大部分家庭垒起了土坯房，过上“填饱肚子”的生活。

难民营历险(2)

在路边，我们不时见到衣衫褴褛的老人和孩子，或抱胸呆坐，或担柴拾粪，忙碌劳作。孙浩一边向远处的人们打招呼，一边兴奋地说：“都说这里危险，我看人家挺友好。”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就在几天前，曾有外国记者来这里被人们用石块打跑过。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仍采用“游击战”的方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边开车，一边拍摄，以免目标太大招惹麻烦。车开到一处相对僻静的小河边，我们发现周围人少，就停下车寻找目标拍照。在我的镜头中，出现衣衫破烂的儿童在土地上互相追逐玩耍、光着脚的小姑娘呆呆地坐在土坡上托腮冥想、摇摇欲坠土房前的爷孙俩愣愣地盯住我的镜头……不知不觉中，一大群人又从四面八方飞奔着围拢过来。正当我拍得起劲儿、准备拍摄远处几位抱着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女孩子时，她们却惊恐地抱起孩子撒腿就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