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这马屁拍得够大了。不想当大官却要去见大官，还是希望能走门子得到赏识，企图龙门一跃。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曾引李白自述身世的诗“本家垅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在攀附先人与李广苦战不侯而不平这两个方面都发出了既荣又怨的叹息。可见即使诗如天马行空的李白也并不是鄙薄官场，当然成就了他的是诗，而非文治武功。所以，看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人的本能，包括自然界的草木鱼虫，都是向上的。作为有文化的青年人，不论在哪个方面积极进取，都不是坏事。问题在于，你进取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官当得就很好，有的官就当得狗屁不如。那些贪官污吏还不是这样。我最讨厌的是官一大，脸就变，就脱离群众，这样的官，别说我，就是再普通的老百姓也是看不起他们。所以，我就在某个场合做过“恶作剧”，这在圈内人士中都知道。有的官，看起来很大，他不为老百姓办事了，光整人，这样的“官”就小得可怜了！焦裕禄、孔繁森，官都不大，他们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得不得了。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愁强大不起来。就我个人而言，这一辈子不当官，绝不遗憾，文人，我亦身为文人，但仅愿恪尽职守，乐得读书，著文自娱，夫复何求。

两首“总理歌”(4)

周：作家王颖、石祥在《幕后珍闻》这部书里，写到你对音乐舞蹈史诗的贡献时，最为生动的两个细节，一是周总理愉快地放声大笑：“乔羽当了诸葛亮！”二是在《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期间，同志们送给你的一个绰号叫“马桶刷子”，你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背景材料吗？

乔：王颖、石祥的创作素材，大都是收集的，很多情况并不是亲眼目睹或具体的经历。创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我担任文学组组长，《中国革命之歌》时，我任副总指挥兼文学组组长。《东方红》这个大型文艺活动的总指挥，实际上是周总理，那时实际上盯班的就是我。每天的排练计划，都经我看过后，签上字，送给总理的秘书徐明，徐明再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每天都来，大都是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3点，白天的排练活动，我就在那里撑着。有外国艺术团体来访问参观时，总理忙不过来时，就让我先负责接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时，是我先接待的，总理来了以后，我向总理汇报接待情况时说：“您没在这里，差点唱了空城计！”他开玩笑地说：你就是诸葛亮。那时，周总理和创作人员的关系，非常随便、随和，在最后研究解说词时，他还和我单独在西花厅喝过几次酒，每次喝酒，他都说：“乔羽，你喝不过我。”非常地随便亲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的办事效率是惊人的快，做事之严谨、周到，也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周恩来，学到了许多东西。你问的《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时，大家送给我的那个绰号，有赞扬的成分，也有戏谑的成分。意思是说，哪里有问题，不通了，让我去解决一下，就通了。到搞《中国革命之歌》时，演员之间的事，就不如《东方红》时好解决。什么节目，让谁上，不让谁上，哪些节目要修改，要去掉，谁给谁配合……解决起来都很难。有的演员闹情绪，不吃饭了，我就给她做饭送去，哄着先吃了饭，再帮着她慢慢地把问题想通。我简直成了“八级泥瓦匠”了，这里平一下，那里抹一把。这些事，我做了多少，自己也数不过来了。那时忙得真是焦头烂额。《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我是执笔人之一。这两次大的创作，都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时至今日，有些大活动还找我，大概都与我的这个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