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吐血，是在我出生前的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因吐血而死，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刚好三十二个年头。

父亲得的病叫“支气管扩张”，是大跃进时期在农村下放劳动时累出来的，还是在他的那本珍贵的日记中，我找到了最初的线索：

难忘的考验

1958年4月28日

由于自己在劳动中没有掌握好分寸，在这一天（3月30日）我又垮了。事情是这样：这天小组长不在，村妇女队长叫我拉一个几百斤重的石头碾子压地，为了怕引起农民同志的误解，我硬着头皮干下去，结果第二天发现吐血了。

我曾因为这个不幸的事故而思想上波动了一个星期，现在检查起来，这是非常不对的，由于累得吐了一些血，自己的思想上就产生了很不健康的东西。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想到了将来，甚至想到了死……但是很快我就又想通了，回到家里我想到了保尔.柯察金，我又坚强起来了，可是血一吐得多了，心情就又随之波动。总之，在这一个星期里，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我想这也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斗争。我陷入了个人主义的圈子里，险些就又糊涂起来，又放松了思想改造。虽然只是一个星期，但是也说明思想还是需要好好锻炼的，个人主义还在缠着我。

为什么我会转变过来？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虽然表面上别的同志没有看出来，但我的确是想通了，我详细地分析了我的处境，我唯一地就是想到了党，我明白目前是对我的最大考验，不仅在劳动中要向自然界斗争，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我还要向病魔作斗争。我真正从思想上搞通了，于是我对吐血就一点也不怕了，我在入党申请书上曾写过:“为党的事业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我在农村劳动中因劳累而吐了一点点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真是个共产主义战士，就应该想得开，就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现在虽不是一名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但我要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组织上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思想上要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就是考验，要克服困难！我愿做一个无名英雄。我想，现在农业正在大跃进，我们在这里挖垄沟（水利化），虽然每天一个人铲不了多少土方，但是多一铲土就是向共产主义又近了一步，我不是天天地一点一滴地和全体同志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吗？我不能因病而气馁，我要坚持下来，即便每天吐10cc的血，那也得一年以后才能吐尽最后一滴。那时候我的家里人可能会很痛苦和不幸，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旧宫公社农民的子子代代的幸福，在建设农村水利化时我牺牲了，我想这是心安理得的。因为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所以我的心情就开朗了，医生叫我全天休息，我偏工作半天，医生叫我做一点轻微工作，我偏要参加抗旱工作。血现在到底吐了多少，我已不放在心上了。总之我现在不看它，也不怕它了，我觉得累时就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这样奋斗就一定能战胜自己。一个月以来，我觉得情况很好，精神也很饱满，这一关又过来了，我想这是党给我的力量，我应该时刻警惕，继续改造，继续和病魔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愧为党的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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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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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在父亲的病程中度过的，是在他一次次吐血的恐慌之中度过的。

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认为此老话儿实在是失之偏颇，我不仅自始至终是一个地道的孝子，而且“久病成医”，我知道他什么是“咯血”，什么是“吐血”，什么时候只需自我调养，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甚至我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救护方法。

如怎样服用云南白药，怎样用凉毛巾给他敷胸口，或冲一杯浓盐水等等，至于紧急时该去哪家医院，该找哪位大夫，我更是烂熟在心，这也是后来我父亲不曾离开我半步的原因之一。

自打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有“吐血”的毛病，他这一吐就哩哩啦啦地吐了三十多年，吐了就“补”，情况好的时候炖只老母鸡，差的时候只有一个鸡蛋。

一位长年给父亲看病的大夫，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曾跟我说：“你爸爸真是挺神的，这么多年来，他吐的血是他自身血液的好几倍！”

这个经过了三十二年方才印证了的事实，我一点也没有夸大的成分，可以说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由于在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里，我对血是极其敏感的，几十年来父亲的“小病儿小灾儿”从未间断过，因此不胜枚举，而危及生命的大出血亦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凡父亲出现吐血的时候，总是和他或我们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关连，现在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令人心急如焚，毛骨悚然！

在我人生的记忆中，永远有着这么几页沉重不堪的片段：

大约是1967年，如火如荼的“文革”之初，在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曾发生过一次所谓“8.25”事件，父亲被惨烈地推到了“主角”的位置。

那天他和几位“靠边站”的人一起布置文化局小礼堂的某次会场，突然一群由各戏校组成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指着台上的钢琴问纪元：“这是什么？”

“这是一架钢琴。”父亲回答道。

小将们说：“你放屁！这是棺材，你们是在诅咒伟大领袖。”

说着话就“命令”父亲他们都得靠右边站好，交代自己“形左实右”的罪行。一位曾屡挨批斗的老者可能是吓坏了，央求红卫兵说：“我要去厕所。”

“不成！有屎拉裤子里，有尿撒裤子里，谁也不许出去！”红卫兵手持“红宝书”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当时的父亲别看身体弱，可脾气不弱，跟小将们辩论说：“请你们上去仔细看看，是钢琴还是棺材？如果是棺材我立刻就撞死在你们的面前！”

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了，有红卫兵叫道：“你是哪一派的？是什么阶级成分？”

父亲知道要坏事了，忙喊：“我受过资本家剥削，是革命……”他想说“我是革命左派”，然而革命的“命”字还未喊出来，就听见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嚷嚷道：“他不是左派，他私藏枪支，对组织上阳奉阴违！”

这块最痛的心病，居然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抖搂出来，那还能有好？红卫兵连推带搡将这几个“反动分子”统统拉到了台上。

有人就逼问：“白纪元，你买枪干什么？说！枪藏在哪儿啦！”

父亲咬紧牙关一字不发，浑身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质问他的人不想放过他，越逼越紧，父亲被逼得实在是走投无路，突然他就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说：“这小子真是反动透顶！”

话音未落，有人就用“武生”唱戏时耍的大片刀，抡圆了拍打到父亲的后背上，父亲两眼一黑，胸口发热，张开嘴“哇”的一口鲜血就喷在了台前，人就像被大风刮倒的一棵小树，一头就栽了下去……

谁会相信？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就发生在我的面前。

文化局的小礼堂，曾经是父亲带着我们看电影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有多少好看的影片，都是他带着我在这里“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对这里太熟悉太向往了。

而“8.25”的这一天，我姐鬼使神差地又把我带到了这里，本来是闲得无聊想找点热闹看，结果万万没想到，在这里竟目睹了眼前这出自己父亲“血溅小礼堂”的惨剧！

这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大出血，曾有好几个夜晚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幼小的心里像灌满了铅一样的沉重，那时我比同龄的孩子话少多了。俟长大之后，有人说白明有点“话痨”之嫌，那是我得把小时候的“憋闷”给找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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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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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批的城市青年学生打起背包奔赴祖国遥远的乡村或边疆，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去了，这在当时被称做是一条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我们家住的宿舍楼旁边有一所学校，叫“铁三中”，我天天就扒着窗台探着个小脑袋往下看，看这所学校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批批地开拔。既看到了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激动场面，也偷窥到了母女、父子、兄弟姐妹间抱头痛哭的凄凄惨相。

趴在窗台上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姐我哥都还没有到“被派上用场”的年龄，心里边稍许轻松并感到庆幸。可回过头来一看，父亲却满脸阴云密布，愁眉不展，一个人不是低头喝闷酒就是躲在里屋抽闷烟。为什么？我不明白，也不敢多问。

“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能搬个小板凳凑到父亲的身边，陪着他长吁短叹，跟着他一块发呆。

我这个人从小算术就不好，直到现在连身边最要好朋友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那时候即便是掰着手指头都没有算计出来，六八届接下来就是六九届了，那么我们家的宝贝女儿，父亲的掌上明珠，我那个特别爱拔尖儿的姐姐，恰好就是六九届的。难怪父亲他一天到晚托着个腮帮子发愁，满脸旧社会呢。

或许父亲他从年轻时候起就走南闯北，他知道个中的艰辛，绝不是我姐这个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比同龄女孩矮一大截的小丫头片子所能承受得了的。

而我姐则不这么想，她为自己能赶上六九届的上山下乡，而且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兴高采烈，以至于一提起这事儿，她就激动得眉飞色舞，不能自已。于是父女之间产生了摩擦，而且是不能公开，不能让外人来调和的“政治摩擦”。

父亲曾多次和她进行彻夜的长谈，一个苦口婆心，一个却嗤之以鼻，结果是不欢而散。

最后我姐斩钉截铁地撂给我爸几句话：“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是世界观问题！这是我的前途问题！因此，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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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一个无畏的军垦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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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叫白静，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三十五中学。

父亲拗不过女儿，便偷偷来到了学校，找“军代表”谈话，力求能照顾则个。

恰好“军宣队”里的一位领导也是四野出身，和父亲还真挺谈得来，对纪元所陈述的“家庭困难”表示理解，他把大腿一拍爽快地说：“老战友哇，你看这样好不好？想办法到医院去给她开一张证明，只要这批榜上没有她的名字，白静就可以留城了。”

父亲千恩万谢，两人除了紧紧握手之外，临别时彼此还行了个让纪元久违了的“军礼”。

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不动声色，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到了“张榜”的时候，我姐一看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便上蹿下跳，四处打听。同学们用轻蔑的口吻对她说：“白静呀，留下来伺候你的病爹吧……”

“咱们‘军代表’可说啦，白静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先天不足。人还没有枪高呢，可别让革命的重担给压趴下……”

这还了得吗？我姐“泪飞顿作倾盆雨”，红着眼睛疯子似的跟家里闹开了。那动静，大有要“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小嘴儿厉害得像一挺搂不住火的机关枪，吧嗒吧嗒，将自己的父亲“批得体无完肤”！

这还不算完，又向“军宣队”递交上血书一封，表示军垦她是非去不可，不惜与自己的家庭决裂！

我那未满十五周岁，乳臭未干的姐姐呀，终于用鲜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军垦大军，“建设钢铁边疆”的“边”字六师五十五团的“光荣榜”上。

嘿，您瞧瞧这两下子，甭用人教，跟她爸爸当年在战场上的冲动好有一比。

我姐姐胜利了，坚持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小将们胜利了，父亲沉默了，许多孩子的家长都沉默了，沉默到了一句话都不敢多说的地步，也许是因为寒了心，也许是被自己的孩子给“镇压”了。

我姐临走的前几天，我们家都快成了这些“准知青”的活动据点，几个嘴上没毛儿的愣小子，踪着几个梳着歪辫儿的黄毛丫头，一天到晚地嘻嘻哈哈，唧唧喳喳，整个是一群“乌鸦与麻雀”。

张三说：“这几天我们家在给我打行李，嘿，我奶奶那个老不死的，偷偷塞给我一块旧怀表。啥资产阶级的破玩意呀，我啪的一下子就当着她的面给摔烂了……”

李四说：“你们听说了吗？上一批xxx临走的时候，躲到女厕所里偷偷地扎在她妈怀里哭，臭德行样吧！——我可有话在先啊，咱们出发的时候谁都不准哭！”

“对，谁都不准哭！谁哭就把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其他的人就迎合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