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梦璋就教了他一段用北京西边地名编排的顺口溜：“蓝靛厂儿，四角儿方，宫门口对着六郎庄。罗锅桥怎么那么高，香山跑马好热闹。金山银山万寿山，皇上求雨黑龙潭……”
这神父居然喜欢得不得了，咿咿呀呀地跟着念，生把一个金发碧眼的半大老头子给变成了个不嫩装嫩的洋娃娃。
一天登莱普问梦璋：“我从你这里学了这么多东西，现在我该教你些什么呢？”
“我要学你们嘴里说的洋文！”梦璋不假思索地说。
登莱普答应道：“好吧，那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启蒙老师了。不过我要纠正你的说法，这不叫洋文，这是我们大不列颠的语言，叫英语。”
登莱普先把梦璋教他的那段“顺口溜”改编成英文，再一字一句地教给梦璋。于是从这段中西合璧、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开始，梦璋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语言天赋，几年之后，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据说梦璋到了寂寞晚年的时候，常常独自遥望天际，叽里咕噜地说上一段英语，连他身边最得意的门生都听不太明白。问他：“老爷子，您说的这是哪一段呀？一会儿‘宫门口’一会儿‘黑龙潭’的？”梦璋淡淡一笑，从不回答。那一定是在回忆当年的登莱普。
1864年，在北京出现了当时中国第一家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叫“京师同文馆”，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培养“通事”和“译员”的地方，地点就在东堂子胡同。
原来这里规定只招收十三岁左右的满族八旗子弟，1867年，“同文馆”增设了“天文学”和“算术学”，并放宽了入学条件，三十岁以下的满、汉学子皆可入学。登莱普通过当时的英国公使维妥玛，认识了“同文馆”的一位叫鲍尔腾的英文“教习”，并把梦璋介绍了过去，并亲自当“保人”。
于是在1886年，已经是进入青年的白梦璋便夹着一个小布包走进了“同文馆”，开始接受正统的“英文教育”。登莱普还告诫他，这里多为满族达官显贵的子弟，你比不得他们，只有更加刻苦的学习日后才可能出人头地。
这话对梦璋的“刺激”非常大，他当然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由于没钱，生活条件异常的艰苦，梦璋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一猛子就扎下去了。有人曾说，自“同文馆”成立以来，作为回族学生，白梦璋可能是第一人。
从“同文馆”学出来以后，登莱普又把梦璋接回到自己的身边，继续着两个人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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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和尚”原来还是个古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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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登莱普，应当说是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冒险家”，他除了怀着一颗对耶稣的爱心之外，还发了疯似的爱着另外一个“上帝”——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玩。
从瓷器、字画到竹、木、牙、角等杂项，他无不精通喜好。“收藏”的玩意儿，更是车载斗量。高兴的时候他会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摆出来，絮絮叨叨地、不厌其烦地给梦璋讲，讲这些宝贝有着怎样的故事，讲“追寻”这些宝贝时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说到唐英，他能列数出这位跨越过雍、乾两朝的清代著名“督陶官”，当年是如何为乾隆爷烧出了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讲起郎世宁，更是从他的家乡背景到绘画艺术风格，信手拈来。公平地说，他应该是个“不可多得”的鉴赏家。
登莱普博学强识，能在万马群中选良驹，垃圾堆里掏宝贝，用句行话说这叫“眼睛里不揉沙子”。于是乎日后有人就总结出了个“经验”，说这外国人呀，要么是个傻x，你蒙他什么是什么；要么就是个真行家，比谁都明白！
可不是吗，前几年我就听说过琉璃厂有个主儿，曾用一块老北京的蜂窝煤当“古董”，愣赚了洋鬼子“秃憨坠死刀勒儿”（二百美金）。但也有人拿着高仿的北魏石佛造像蒙事儿，连行里的师傅都打了眼，却被老外“一枪给毙了”。
说起来，这叫丢人现眼。可多少年来，古玩行儿的这个大千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事儿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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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濡目染识古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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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略长，阅世稍多，加上“同文馆”里学到的一口熟练的英文，登莱普一步步地把梦璋领进了他的“古玩世界”。
登莱普接触古玩的门道非常多，从旧京师的“鬼市”到沿街“打小鼓儿”的，从琉璃厂林林总总的古玩店铺到东交民巷的外国洋行，他无所不通，无处不去，不知不觉中便让梦璋开了大眼。
“鬼市”就是半夜三更“撂地摊儿”的买卖，从晚清到民国在京师很是有名，地点可不是现在的潘家园，而是在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宣武门外的“夜市”和德胜门外的“晓市”等等。发生在“鬼市”里的故事和传奇，历来是京城街头巷尾、饭馆茶肆里人们的笑谈。
比方说有人把大号儿的香菜根洗干净了，用黄丝线儿绷在一块红绒布上，半夜三更拿到“鬼市”上来，借着红纱灯的柔光这么一照，嘿！整个就是一排排的“人参”。这时候准会有人凑到您的耳朵边儿上低声说：“大爷，这可是地道的野山参，本来是给御药房的，因为个儿小才被筛出来了，您千万别多给，五两银子全拿家去。”
有贪便宜的，就买回家“熬人参汤”喝去了，喝完了以后您猜怎么着，最多放几个屁！香菜根儿嘛，通肠下气的“嘉蔬”，挨《本草》里边那是在论的。
但对于古董文玩来说，在这儿可就是“奇货可居”了，人称这里有“三鬼”：
梁上君子偷来的货，因为怕犯官司不敢白天“见光”，就半夜拿到这里甩卖，而且是从来不敢要高价，此曰一鬼也。
一些名门贵胄有家道中落者，因为断了钱粮而变卖家财，怕丢人现眼所以才半夜行事，此曰二鬼也。
至于仿真造假的赝品，更是见不得人的买卖，当然是半夜来半夜走，此曰三鬼也。
据梦璋说，登莱普一到这个时候，本来就蓝荧荧的俩眼睛又往外冒绿光儿，活像半夜时分游荡在烂葬岗子里的野狗，要是让他逮上一口，准没轻的！梦璋眼瞧着登莱普从一个“鬼魂儿”似的人手里，没花仨瓜俩枣儿就买走了一块明朝制玉巨匠陆子冈的白玉牌子……
“打小鼓儿”的，也是京师里旧货商的一种营生。这些人手里整天举着个破拨浪鼓，擅长走街串巷，服务上门儿。他们又分为“打硬鼓”和“打软鼓”两种，打软鼓的本钱小，只收老百姓家里的一些破鞋烂袜子之类。打硬鼓的多少有点儿本钱，才专门收购登莱普喜欢的那些“玩意儿”。
梦璋不太看得起这些人，所以但凡跟他们打交道时总是漫不经心，因为错过了几次“拣漏儿”的机会，登莱普就好一顿数落他。还“教育”梦璋说：“不可小看了这些打鼓商，赚头虽小，但却是个非常好的货源门路。再说他们比我们有经验、有机遇。我听说有一位古董界的大玩儿家，他的字号叫‘达古斋’。‘打鼓’——‘达古’，这里边应该是很有一些渊源的。”
看看，这登莱普可比当时的白梦璋有“见识”多喽。
琉璃厂则是北京古玩交易标志性的一条繁华街市，这些比肩接踵的古玩店，当时分为“内庄”和“外庄”。
其中内庄主要是做国内人生意的，他们总要依附着一两家当朝权贵，并且得毕恭毕敬地伺候好这些大老爷。而权贵们对内庄也不薄，每逢散朝之时便搭帮结伙地盘桓厂肆、流连宝藏。甚至把这里当作休憩之所，往那靠背上镶着大理石芯儿的紫檀榻上一歪，清茶淡饮、喷云吐雾，不管是国事还是家私无所不谈。
至于外庄，不用说就是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外庄不仅地势好，主要集中在东琉璃厂一带，而且店内的伙计多多少少得会诌上几句洋文，那装束也“特别”，梳辫子、穿长衫，外边却套一件皱皱巴巴的西服。一开口就是：“哈，密斯特几位，里边请啦您呢！上回您看好的‘抛斯兰’（瓷器）我这儿可给您预备着哪，您瞧瞧这‘抛斯兰’上边的‘喀勒儿’（颜色）简直没挑儿啦。您慢慢儿地‘影皱尹’（欣赏）着，我给您沏杯‘拆那替’（茶）去。哦，您不‘准客儿’（喝）这口儿？得嘞，给您换咖啡，您放不放‘梳个’（糖）？……”
您还别乐，北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秀水英语”，八成就是打这儿传下来的。
仗着这一嘴十三不靠的洋泾浜，还真就招引了不少的外国人光顾，买卖也算较比兴隆。令梦璋记忆颇深的是“庚子”之后，这享誉中外的琉璃厂古街曾经一度到处是红胡子、绿眼睛、肥娘儿们、洋美妞儿，有拄文明棍儿的、有抱猫遛狗的，弄得这一带中不中洋不洋。这场景在清末的一首《竹枝词》中，有这么两句形容得就特贴切：“而今踏破琉璃厂，碧眼虬髯闹夜兮。”
这里的“清和斋”、“延古斋”、“大观斋”、“博韫斋”、“雅文斋”、“大古山房”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外庄。
但凡逛琉璃厂，登莱普必带梦璋出入这些店铺。其中“清和斋”最常去，这里“俏货”多，据说还曾经倒腾过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头。其实盗卖国宝，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犯法的，所以总是暗中经营，从不敢公开。登莱普“贼”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有机会得到一件，一直到他悻悻回国都念念不忘这件憾事。可天长日久，梦璋却和这些店铺里的伙计们交上了朋友。
说到东交民巷，更是一处充满传奇的地方。
东交民巷原名叫“东江米巷”，是明清两代天安门前“五府六部”的所在地。清朝时期，这里有兵部、工部、太医院等衙署和一些王府宅第，康熙至乾隆年间，此地盖过两处宾馆，一曰“四译馆”、一曰“会同南馆”。是给当时俄罗斯、缅甸、朝鲜、尼泊尔等国“觐见使臣”的临时住所。
可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占据此地，英军占了这里的梁公祠（当时俗称河西府），法军占了台基厂南口的庆公府。据梦璋的笔记上说，洋人还在这些府第的门前用铁链子设置障碍，不许中国人靠近，所以当时人们都称这里为“大铁链子”或“鬼子府”。
英、法两国驻华公使率先在这里建起了使馆之后，就擅自把“江米巷”改为“侨民巷”，北京人把它给念白了，叫“交民巷”。1900年的“庚子之变”，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倒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回，便将这里改叫“鸡鸣巷”，据说是取自《推背图》中的“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
然而，有些市井贫民还嫌不过瘾，便四处地贴告示、粘标语，干脆把这里叫做“切洋鸡巴巷”。此种叫法虽然是有点儿“那个”，但却充分体现着当时民众的大鸣大放意识。别忙，这“意识”似乎还有些让人熟悉——想起来了，“文革”的时候这里不是叫“反帝路”吗？但红卫兵小将就显然嫩了点，没老祖宗们喊的那么解渴。有学者做解释说：这历史是“螺旋式发展”，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没过多久，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这一带彻底变成了殖民地。“鸡鸣巷”也好，“鸡巴巷”也罢，最后又改回了“交民巷”。不仅如此，还把附近的台基厂改称为“马可波罗路”，台基厂头条改为“哈特路”（前些年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块嵌在墙内用外文刻写在石头上的路牌），二条改为“俱乐部路”，三条改为“拉布司路”。当时的柴火栏胡同改为“布格瑞奈路”，洪昌胡同改为“南怀人路”，东交民巷东口改为“大和街”……这里整个变成了一张“世界地图”。
这地方跟文物、古玩有关系吗？太有啦！从保存在这里的太医院宋代石经、元代的针灸铜人，户部遗存的明朝“样银”到清代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副本等都被列强悉数洗劫一空。而且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古玩“生意”，也大都是发生在这里。
“庚子”之后，东交民巷里设立了不少外国银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盐业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以及俄罗斯的“道胜银行”等等五花八门。这些银行雇佣了不少华人当“买办”，专门从事贷款和文物抵押的勾当。押来押去，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死押”，无数的古董珍玩轻而易举地就进了洋人的口袋。
据说北洋政府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弟弟曹锐，这位当时直隶省的省长，就曾把大量的珍玩押在了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因为东西来路不干净，所以没敢用真名实姓，只是胡诌了几个“堂号”。民国初年曹锐栽在了冯玉祥的手里，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于是这批宝贝便是“死无对证”，白白地便宜给了那些“黄毛儿法兰西”。
那《平复帖》的遭遇也和这里有干系，这幅出自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之手的珍贵遗墨，曾被历代帝王美誉为“国之重宝”，以至于乾隆皇帝在御制“三希堂法帖”时将此列为卷首。清末传到了恭亲王奕手里，结果被其后人押给了这里的外国银行，换成“零花儿钱”了，眼看着抵押期限已到，幸有张伯驹先生的爱国义举，以重金“赎回”，要不然不定又落在了哪个外国“丘八”的手里。
再说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