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思路。他郑重指出，滥用所谓“阶级根源”去解释不能用阶级根源来解释的那些问题，其结果只能走向反面。解释“文革”发动的原因，这一准则是适合的。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16) 作者 : 尚定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然还存在一些阶级，现在也存在一些阶级，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行为，这个十年的历史，符合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你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大家不承认，这不成问题了。你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哪一点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讲不通。好多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搞得家破人亡，这怎么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呢？说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什么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原来存在着，还有它的残余势力，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是讲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吗？不错。可是，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就说是农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农民的利益吗？是农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场、自留地？这些办法，符合哪一省农民的利益？这是讲不通的。那么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识分子利益吗？“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许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结果认为我们的党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还有什么阶级，因此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错误，反而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
关于“文革”发动的原因，《决议》列了两条。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历史特点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竟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党内，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被当做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这一系列“左”的观点，是“文革”之所以发动的深刻理论原因。二是中共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时，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不正常情况。这可以说是“文革”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
胡乔木同意《决议》的分析，但是，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不够的。当然，有些原因存在，但是不一定要写下来；反过来说，没有写，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因的存在。毛泽东那样热衷于发动“文革”，显然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影响因素。不过，写出这一点，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往往会越说越说不清楚。此外，晚年毛泽东身上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思想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到80年代后期，胡乔木相当强调另一个因素，就是晚年毛泽东思想中的空想因素与“文革”的联系。这个问题在起草《决议》时不宜提，同时以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关于这一点，最初是1987年11月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时提出来的。在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将晚年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加以比较，提出的一个公式性的看法：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
这一公式究竟有多少真理性，这要由历史来检验。笔者所要说的是，能将包容敏感而深刻时代内容的历史人物作如此简洁的比照和剖析，同样需要敏感而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17) 作者 : 尚定
赴美访问期间，胡乔木提出，中国犯20年“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从生产关系的演进看，按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逻辑发展，“文革”的发动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1963年以后，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演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这就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文革”这场民族灾难？
《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胡乔木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在这一点上，胡乔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即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近30年。21世纪的人们忆起这场民族灾难的时候，会同时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决议》，同时也会忆起《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关于这场民族灾难的深刻的分析。
六中全会以后，胡乔木的主要精力放到修改党章和宪法上。这次党章的修改过程相当长。为了清除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系统地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决定对党章进行修改。早在1979年冬天， 修改工作就开始了。整个修改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的。1980年1月，中央决定正式开始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要求尽快提出一个修改草案。为此，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由胡乔木实际主持起草。不久，起草了初稿，于1980年2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此后，由中央书记处印发给党政军各单位征求意见。7月，修改小组根据收集的意见，又拿出了一稿，提交七中全会讨论。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草案，决定将党章草案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曾就党章的修改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胡乔木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时隔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又一次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并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任秘书长。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
第三部分 十八、最后的思索(18) 作者 : 尚定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讨论，1982年2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在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就修改草案讨论稿作了长篇说明。会议逐条讨论了修改草案，确定了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于提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的建议》。
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人大23次会议上，彭真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他从7个方面说明了这次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国家体制的重要改革和新的发展：第一，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健全国家体制；第三，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以提高国务院行政工作效率；第四，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和罢免；第五，根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了中央适当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第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第七，加强基层政权。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胡乔木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在这次被称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全面开始的大会上，胡乔木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5年后，中共十三大召开，胡乔木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从政治的前沿退居二线。这以后，胡乔木做了很多的事。就“胡乔木与毛泽东”这个主旨来说，书写到这里，早该结束了。
1982年早春，胡乔木写下了一首名曰《歌者》的诗，这首诗似乎描述了胡乔木晚岁的复杂心境：
羡慕我的，
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
扔给我青蛙。
酸甜苦辣，
为美的追求，
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
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
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
我要上高山，
看人寰的万象，
要畅饮清风，
畅浴阳光，
要尽情地歌唱，
唱生活的情歌，
直到呕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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