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大乱！”他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有 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

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 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番

话的意义决不止于税收问题，而是体现了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勇气 和政治上的成熟。再加上“讲真话，天不会塌”，敢于向中央直言的精神，

这就是建国后的陈毅正气磅礴的政治襟怀。

4 月 4 日，陈毅发出了有关上海经济问题的第三封电函，向中共中央报 告党内统一认识的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

的号召，其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搞得那样紧张，应该放手，应该缓进，把 局势缓和下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来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

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陈毅报告中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因此，当 4 月 15 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开幕时，虽然已出现 300

个厂长、经理 逃去香港、13 万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但陈毅成竹在胸，会前向中共中央、

毛泽东主席报告（第四封电函）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 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

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在代表会上，陈毅正面说各阶层的困难痛 苦，比他们自己说得更洞见肺腑。然后再给大家摆细帐，物价为何能稳定，

又讲全国经济大改组中，根除毒疮，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使人诚 服感动。他又深入到小组讨论中去，让大家发牢骚、吐怨气，然后再做解释

说服工作，最后使其统一到毛泽东的三句话上：“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 此会对扭转消极情绪，缓和紧张局势起了极大作用。会议情况及经验陈毅在

第五封电报里向中央作了汇报，毛阅后亲批：“此报转发子恢、小平、德怀 诸同志，请加注意。”

5 月 1 日，刘少奇在讲话中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强调调整 公私关系。中财委立即采取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

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上，又决定扩大对私营企业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5 月 10 日，陈毅向中共中

央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 3、4 月情况和处理经验，同时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

6 月份上海征税额从 4000 亿减为 3000 亿。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5 月

10 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 薄答复”。并告陈毅 6 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

“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 6 月 1 日来中 央一次。”这表明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全国工商业政策时，高度重视陈毅在上

海取得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对陈毅前后 6 封电函所包含的求实精神和坦诚作 风给予的高度评价。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渡过了。减税得到同意。5 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 纺织厂的加工数比 3 月扩大 100 多倍达 6 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 40

多家，估计 6 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 300 家。因此，陈毅 5 月下旬应主席之召 去北京时，痛痛快快剃光了头发，看上去容光焕发。

入城执政的时间一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腐化变质现象；随着经济形势 的好转，资本家当中也滋长了违法投机、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以牟取暴利的

行为。为了制止和打击这两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和“五反” 运动。

1951 年 12 月陈毅在南京领导了华东军区的“三反”运动。初期，中共 中央决定在党内和干部中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军

区步调较稳，“老虎”抓得不多，受到上级的批评，限期扭转，结果发动群 众揭发，一下打出大小“老虎”2 万余个，数字相当惊人。陈毅在听取汇报

时，对这一战果，不免产生怀疑。后来很快查明绝大多数是“逼供信”造成， 乃纠正。其间那些长期压制群众批评，追求生活享受的干部，受到激烈批判，

得到应有的教益，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错打错批的。陈毅自己也向下属干部们 作了认真的自我检讨报告，列举自己住房维修，被人借名义贪污等问题，后

经群众核实检查，未发现他有任何经济问题。张茜住院时，因衬衣袜子上皆 有补丁，谁也看不出她是市长夫人，护士竟将社会上关于陈毅的私生活的传

闻讲给张茜听，闹了大笑话。可见陈毅及其家人生活的俭朴。

“三反”运动进入后期，陈毅报告中央说：“我们认为目前已到了应该 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1等‘左’的倾向的时候”。很快对运

动中受处分过重、材料不实的人员进行甄别和清理，陈毅在干部大会上还亲 自向一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作检讨，并当场向他深鞠一躬，表示道歉。

1952 年 2 月中旬，陈毅奉毛泽东之命去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及后 来为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猖狂进攻而开展的“五反”运动。

1950 年度过困难之后，国内市场活跃，抗美援朝又带来大量订货，上海 工业品销路大增。 1951 年中上海资本家赢纯利 6.5 万亿，获得国民党统治

22 年中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和一定政治地位。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对国家的态度起了变化，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

平起平坐，经济利润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并且由于自产自销赢利己 大大超过国家加工定货“工缴”数，便千方百计抗拒加工定货；或采取偷工

减料，以假冒真的办法，甚至于制造志愿军所用军需品时，加入了污染带菌 的低劣敷料和失效的药品，残害了战士生命！ 1951 年 11 月间，许涤新去

北京参加统战工作汇报会，临行前陈毅指示他向总理汇报这些阶级矛盾尖锐 化的情况及他认为有必要予以还击的看法。总理在听汇报后说：“陈毅同志

对上海阶级斗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这个大问题，抓得很及时。我们必

1 “搬石头”，就是把对运动下“积极”的领导干部当作妨碍运动进展的“石头”，调离运动领导岗位。

须紧紧抓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既然 翘了尾巴，那就应该狠狠地给予批判，进行斗争。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斗争

的结合。”1不久，在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资产阶级最集中之地的上海，自然是全国“五反” 斗争的主战场。

2 月 20 日，首先召开工代会。陈毅讲话，发动工人起来揭发斗争。会上 控诉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 3 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

前线的禽兽罪行。此后，仅全市店员写的检举信就达 24 万多件。3 月 25 日， 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

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道路，并宣布全市 16.34 万工商户，将按实际 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 户 5

类。

运动大规模展开后，陈毅与中央专派来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每日听取 汇报，将情况拟电报告中央，并不断与毛、周电话联系。陈毅提出一个“两

路分兵”方案，即：将全市 303 户最有代表性的上层资本家集中起来交代揭 发，与群众揭发不见面，“背靠背”，带有保护性质。另一路 2000 重点户和

2 万小户则放在区里、厂里，由工人面对面进行揭发斗争。这着棋有高度政 策策略水平，中央很快批准。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 303 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 的态度，但经严厉批评，退回“坦白书”重填，以及将工人揭发批判实况的

广播接过来听“隔壁戏”，他们的防线步步崩溃了。有人起初交代赃款数为

1 亿，几天后便“挤”出 60 亿。刘鸿生所属各企业最后交代 600 亿，心想共 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而已。然而他们又错了。尽管在运动“白热化”阶段

群众中出现了过火斗争，无限加码的现象，但陈毅一直注意掌握政策：“弦 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经过一个月斗争，资本家基本上交

代过关，全市“五毒”款数达 10 万亿。5 月初，中央关于对工商户处理的基 本原则下发，运动进入退赃定案阶段。有干部主张资本家承认应退赔的“五

毒”款数额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办理则 303 户中大部将被划为违法户， 陈毅不同意。据许涤新回忆，陈毅说：“资本大，加工定货数量大，五毒退

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决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 法户。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

数字去划分，不利于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这就提高了干部们的 政策水平，基本上准确恰当地划分了 5 类户。一些退赔数百亿的大户如刘鸿

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定为“守法户”。资本家们称这场斗争是“武戏 文唱”。至于退赔数，陈毅在 5 月 3 日“五反”处理工作会议上说：“承认

多少退多少，不退就斗，这对国家对工人阶级不利。”结果刘鸿生自认的 600 亿核减定案为 200 多亿，刘靖基则核定几十亿，只占他自认数的十分之一！

他们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从事正当生产，在工人阶级 领导下改造自己。

上海“五反”做到了“反而下乱”，取得很大胜利，中共中央非常满意。

1 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忆陈总领导上海工作片断》，《人民的忠诚战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第 1 版，第 485 页。

总之，整个资产阶级来了一次洗面革心的改造，其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其 结果却是推动他们向新生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接下来 1953 年，上海工商界来

了个健康的大发展——几十个行业全都得了“满堂红”——即消除亏损，全 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称之为“难忘的 1953 年”。1953 年

秋，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加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 10 月

5 日，陈毅给上海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与

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具

体他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使国营经济占优势，限制剥削，并最终取 消剥削。这是党中央力图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的一次

大变革。陈毅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讨论贯彻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之后 回到上海，向党内外干部群众作广泛深入的传达。上海的第一步任务，是先 搞 1001

人以上的 600 家私营大厂的公私合营工作，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 利润分配“四马分肥”（即利润收入 35％交税，30％公积金，15％工人福利，

20—25％为资方“定息”）。然而，资本家们对此疑惧很多。

10 月 10 日，陈毅召开华东各地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指 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误解，怕公家把工厂、商店拿了去，把你一脚

踢开。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建设 141 个 大型工厂，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行，这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是大仁政。你

那个私营厂小摊摊也要照顾，使你生活有保障，这是小仁政。我希望在座的 朋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打小算盘，只图维护现状。国家资本主

义不搞则已，搞起来一定有声有色！”然而 1953 年，公私合营的具体办法中 央还未拟定，主要是宣传、说服、协商、讨论，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陈毅

说：“步骤稳健，准备充分，根据自愿原则。”他特别强调：“马、恩、列、 斯和毛主席都说，社会主义再好，人家不愿意，不要去强迫，否则就要失败。”

1954 年是全国大规模开展公私台营的第一年，扩展合营企业产值 23 万 亿元，超额 34％完成原定任务。这一年陈毅主要在北京参与处理高饶事件。

接着，在上海主持华东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饶漱石的问题，并在南京、济 南等地向华东军区和山东分局的干部进行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