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 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赴
前线抗日”的口号。在军事上,把红军游击队作适当的集中,进行整训。
果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 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 8 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
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 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了 40 多个正规师、60 多个保安团,对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有的游击区 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
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 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 3
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 年 1 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 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西安事
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手段 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
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红军 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
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油山和信康赣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 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北山、南山和南雄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同时派 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
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 隙,迅速转移。准备好 40 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一切部署好后,陈毅带领两个警卫员去南雄,随南雄县委行动。项英随 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在敌人这次进攻的两个
多月中,项英曾两次遇险。
“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 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
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 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
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 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
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 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
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 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 4 月中
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 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
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 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
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 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 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
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
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 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 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
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 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
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 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
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 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 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
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 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
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300 多个国民党兵, 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
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 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
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 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 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 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
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 30 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 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 4 个营的
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 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
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 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
第六节又一次战略大转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 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 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 月 15 日,中共中
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 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
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 7 月 17 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
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 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 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
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 5 项要求 4 项保证, 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
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 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
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 生不好影响。”
7 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 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
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3 日在延 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
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 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
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 10 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 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 1935 年 3 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 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
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
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
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 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
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
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 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
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 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
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 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
“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 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 月 8 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
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 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 月 15 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
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 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
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 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 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
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 8 月 13 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 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
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 委员会”
“七·七”事变爆发 20 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 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
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 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
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
阐明共产党的抗